数条旧式长凳静静摆放其中，正中悬挂的农民协会犁头旗下，是同样陈旧的审判桌。清晨的阳光从窗棂射进来，落在了桌角。

　　90年前，这里叫“南庙”，是建于明末供当地人供奉的寺庙，位于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和平街。1927年，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苏维埃政府司法机构——七里坪革命法庭。

　　审判桌后有三把椅子，居中的是审判长座位。透过岁月的尘埃，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在这把椅子上曾经坐过的法官们：七里坪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委员秦绍勤、七里坪革命法庭首任主席张南一、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女庭长闵丹桂，还有建国后成立的七里坪人民法庭的人民法官……

1927年3月18日，以董必武等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决定颁布《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图为《条例》原件。

七里坪革命法庭审判厅。

七里坪革命法庭旧址。

（以上图片均为李阳拍摄）

红安七里坪革命法庭：撒下种子红了天

　　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见证了早期的共产党用法律手段为贫苦农民伸张正义的勇气和决心，曾在中国革命遭受重创后一蹶不振，也曾在革命形势好转后浴火重生。七里坪革命法庭在历史深处，怎能想到自己会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中国革命第一法庭。

用革命的法惩治反革命

　　青砖灰瓦，飞檐翘角，经过三次修葺，这栋建筑依然完整保存着设立之初的风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里坪革命法庭旧址”几个字刻在大门右侧的外墙上。审判厅、合议厅、羁押室构成了法庭的全部格局。史料记载，在七里坪革命法庭存在期间，关押和审讯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43人。

　　红安县文物局副局长董斌负责七里坪革命法庭陈列馆的布展工作，对于法庭成立的背景，他如数家珍：“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到1927年5月，农协会员达到5.6万余人，黄安县（红安县旧称。编者注）全部县区都建立了农协。”董斌回忆说，极端仇视而又害怕工农的土豪劣绅纷纷勾结军阀势力，对农协积极分子和主要成员进行暗杀。

　　随着《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的制定颁布，黄安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随之成立。

　　1927年4月，七里区农民协会按照董必武的指示，成立七里坪革命法庭，首任主席张南一。“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审判他的亲舅舅，不徇私情，判决公平公正，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董斌说。

　　据记载，当时七里坪革命法庭管辖范围包括县城以北几个区，抓捕任务由农民协会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完成，革命法庭依照《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公开审判。对于罪大恶极需要处决的土豪劣绅，报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核准后执行。

　　“革命法庭是当时共产党唯一一个在鄂豫皖集镇能够公开从事活动的场所。执法办案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色彩，本质上区别于其他各地成立的和官僚地主、土豪劣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革命法庭。”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会员、黄冈市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理事、红安县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副书记秦基楚表示。

　　“早期的七里坪革命法庭名义上由国民党党部管理，实际上，法庭人员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他们白天在法庭办公，晚上到各地发动群众起来革命，为即将开展的‘黄麻起义’积蓄力量。”红安县党史办原主任周少怀介绍说。

　　遗憾的是，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失败了。1928年3月，首任法庭主席张南一因叛徒告密英勇牺牲，七里坪革命法庭也因此停止活动。

共产党首次独立领导革命法庭的有效尝试

　　1931年底，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诞生，黄安战役首战告捷，为了纪念这次伟大胜利，黄安更名为红安县。

　　随着红安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各下辖县均组成了革命法庭，七里坪革命法庭更名为红安县革命法庭，在原址获得了新生。

　　在革命法庭陈列馆里展出的众多照片中，有一张格外受人关注。发黄的纸张虽有部分残破，但字迹依然清晰。这是一份由时任法庭庭长闵丹桂于1932年7月签发的处决反革命罪犯的“黄安县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布告”原件，现为国家一级文物。同时被载入史册的还有闵丹桂本人，她是我党革命史上第一位女法官烈士。

　　“恢复后的革命法庭是我党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首次独立领导革命法庭的有效尝试。”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黄冈市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会长秦永高介绍说，这一时期的革命法庭处于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机构健全、程序规范，人员充足、执法有据。不仅审理刑事案件，还审理民商事案件。据《湖北法院志》记载：“黄安县革命法庭内设秘书股、审讯股、事务股、登记股等。”

　　革命法庭受理案件范围很广，除了涉军案件有专门的军事法庭审理外，其他案件均由革命法庭审理。经查，现存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等史料书籍中，供革命法庭审理案件的法律法令就有200多个。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红安革命斗争转入极端困难时期，革命法庭也随军撤出七里坪。

光芒四射的红安红

　　“董必武将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总结为坚持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红安县人民法院院长黄明律感慨地说，正是这些传统，使我们党的司法工作深深地植根于最广大人民群众这片深厚的土壤，不断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最终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胜利。

　　红安县人民法院在秉承革命前辈光荣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赋予审判工作新内涵。黄明律习惯用数据说话，98.51%，是当场立案率；66万余元，是减、免、缓诉讼费金额；37.3万元，是对156名困难当事人发放的司法救助金。此外，审结拖欠农民工工资、追索“三费一金”等民生案件1044件，开展巡回审判957次。红安法院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荣誉，被群众赞誉为“百姓贴心的法律服务员”。

　　如今，一座现代化的七里坪人民法庭拔地而起。庭长夏晓鹭在法庭干了6年，他告诉记者，1956年，七里坪人民法庭在原址设立。2008年，按照标准化法庭的建设要求选址重建。（记者 李 阳 蔡 蕾）

　　闵丹桂：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女庭长　　

——访闵丹桂侄子闵学东

闵丹桂

　　在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方湾村的村路旁，有一座建于咸丰六年的灰色建筑。山墙上红军用白灰水书写的标语“为保障秋收秋耕，坚决扩大二十五军打破敌人的新进攻”字迹依旧清晰。它的真实身份是闵氏祠堂，而刻在墙上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旧址”无形中增加了它的历史厚重。

　　每隔一两天，72岁的闵学东都要打开这里的大门，挨着屋查看。作为闵氏后人，他肩负着管理、维护祠堂的重任。

　　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女庭长、七里坪革命法庭（当时名为红安县革命法庭）庭长闵丹桂，正是闵学东的姑妈。

　　“1930年左右，李先念在闵氏祠堂建立苏维埃政府。” 闵学东指着漆黑的祠堂大门说，姑妈就是站在这里提着盒子枪站岗的。

　　性格刚烈，不畏强暴，是闵学东心中姑妈的形象。“姑妈小时候很苦，很小的时候亲生父亲就去世了，她就跟着母亲到处乞讨。”闵学东回忆说，参加革命后，姑妈就帮老百姓抢粮食，惩办恶霸，保护贫苦人利益。

　　1931年，红安县革命法庭成立后，闵丹桂担任庭长，同时担任红安中心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她敢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不顾个人安危。由她签发的处决反革命罪犯的“革命法庭布告”（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至今留存。1933年9月，闵丹桂在“肃反”扩大化中被杀害。她是我党革命史上第一位女法官烈士。

　　在闵丹桂的带动和影响下，闵学东的伯父也跟着参加了革命。历史上，闵家先后产生了五位烈士。除了闵丹桂，还有闵学东的四个伯父。（记者 李 阳）

张南一：“老子要造反，要革命”

 ——听张克金讲爷爷的故事

                                                                                              张南一

　　6月14日，在七里坪镇柳林河村村委会，记者见到了原七里区农协会委员、七里坪革命法庭首任主席张南一的孙子——69岁的农民张克金。

　　“爷爷原名叫张香奎，个子大，白天走街串巷打鼓说书宣传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很受老百姓欢迎。因他常穿蓝色长衫，都称他为‘蓝衣先生’，后来干脆谐音‘南一’。”

　　张克金操着浓重的当地口音说，爷爷不讲大道理，只说百姓话，把打土豪分田地的事编成了朗朗上口的歌谣。

　　宣传革命的张南一进入了敌人的视线，不久，他的行踪即被敌人在各村安插的“坐探”发现了。

　　“1928年3月的一天，爷爷刚准备转移到外地。衣服还没收拾好，柳林河村已被敌人一个营给包围了。”张南一在群众的掩护下，藏进一间房屋的夹墙里。敌营长挨家挨户搜查，没有发现他，于是将全村300多名群众全部赶到稻场上，架起了机枪。

　　“为了不连累乡亲们，爷爷高喊‘老子就是张南一，老子要造反，要革命，死了也不放过你们这帮家伙！’全村的群众得救了，而他却被敌人用铁丝将肩胛和脚跟穿起来，抬到七里坪。见在他身上榨不出半点油水，敌人在七里坪镇西的河滩上挖了一个大坑，把他的舌头割掉，推下沙坑活埋了。

　　如今，在七里坪镇有一处著名的“南一门”遗址。1930年，黄安县苏维埃政府将七里坪镇小南门命名为“南一门”，以纪念革命烈士张南一。

　　怀念他的不仅有他的儿孙，还有千千万万了解那段历史、关心民族尊严和利益的国人。（记者 李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