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 近 董 老
一 董必武纪念馆前，篆刻着“依法办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和“群言堂”的两块高大石碑矗然而立。董老提出和倡导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长期指导我国司法实践的理念与原则；“群言堂”则反映了董老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渴望与追求。这两句话以董必武国策碑的形式立于馆前，既表明它们是董老思想包括法学思想的精髓与内核，也显示出它们在董必武思想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 对董老的最初印象，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还是一名小学生的我，在学校的组织下到董老故居参观，愚顽之童，只知道他是一个名人，是我们家乡的骄傲；及至初中，随着自己历史知识的增加，始知1921年浙江嘉兴南湖中，那条决定民族未来的小船上，也有董老指点江山的身影； 三 十九世纪中后叶，被誉为“铁血宰相”的普鲁士人俾斯麦，眼见晚清政府向西方国家购买枪炮，而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却派大量人员到德国学习法律，就大胆地预言：将来之日本必胜于中国，因为清政府是在解决技术问题，而日本政府是在解决体制问题。俾斯麦一语成谶，时隔不久，日本人就开始滋扰中国的东南沿海，再过几十年，其铁蹄就踏入了中国的东三省。这中间的1914年，一个叫董必武的28岁中国青年，漂洋过海，东渡扶桑，只身来到日本，完成着历史对他的选择以及历史赋予他的责任，开始了与之终身结下不解之缘的法学的最初了解和接触…… 四 董老系晚清秀才，其自识三字经开始，就深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思想的浸润与熏陶，但他能毅然决然地冲出几千年封建帝制垒积的城堡，跳出封建礼数编制的藩篱，顺应时代大潮，投身到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阵营，这如同凤凰涅槃般的脱胎换骨，该是何等的大彻大悟！ 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的呐喊，是为了改变当时中国人的国民性。诚如斯人，董老以他敏锐的洞察力体察出法律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遂于1914年、1915年，两次离开积贫积弱的祖国，负芨东瀛，到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研习法律。自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有了唯一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法学先驱。一个晚清秀才，就这样成熟了自己与西方现代文化的触摸与尝试，也成就了一个民族与先进政治文明的对话与对接，这也是何等的先知先觉！ 在具有中国革命第一法庭之称的红安“七里革命法庭”的墙壁上，张贴着上世纪二十年代，董老主政湖北国民政府时期制定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其中的精神和原则，与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该作何种程度的链接，它对未来中国法治建设又产生了何等程度的影响，以及它是否是中国无产阶级性质成文法的原点，我无力考证。但毋庸置疑的是，董老牵头制定的这样一部具有法律性质的条例，无异于一篇向剥削阶级宣战的檄文，这在腥风血雨的大革命时期，又是何等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在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予以确认，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了治国理政模式的根本转变。然而，“依法治国”这一概念的雏形与母体，应该就是董老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提出“依法办事”的治国理政思想。在当时民主氛围还不浓厚，个人崇拜无以复加的政治情势下，这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与胸襟，又需何等的胆识与担当！ 五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成为了黄冈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的一员。对我而言，确是莫大的荣耀与光荣。对董老法学思想的研究，的确应该是我们对革命先辈、法学先贤的最好追忆和纪念，也是我们后来者责无旁贷的义务与责任。诚然，无论是作为红安人，还是作为董老倾其毕生追寻探究的法治建设事业的承继者，我们都应该感到羞愧，因为我们对这种义务履行的自觉与醒悟还太迟；同时，我们还要感到汗颜，因为我们的心智可能无法担当起这份责任。 六 走进馆内，如同刚刚走到董老思想大海的岸边；走进馆内，如同刚刚走到董老法学群山的脚下；走进馆内，如同刚刚叩到董老法学理论殿堂的大门。董老是博大的，我们唯有心存敬意与谦卑；董老是伟岸的，我们需仰视才见。只有走近董老，才能渐次地了解董老并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只有走近董老，才能认识一个形象是高大的、人格是立体的、精神是丰满的、胸怀是宽广的、思想是深邃的董老；只有走近董老，才可能掬起他思想海洋里的一朵浪花，才可能撷起他法学思想高山里的一棵小草，才可能捕捉到他法学理论繁星里的一丝微光。 诚如所愿，即是对先贤的告慰；惟其如此，幸甚至哉！ 七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抬头仰望，天空净朗如碧，董老殚精竭虑追寻、求索的共和国法治事业的光芒，宛若这冬日的阳光，虽不炙热，但依然会让行走在董老深爱的这块大地上的人们感到些微的温暖。 任凭岁月流逝，任凭雨打风吹，董必武国策碑及它承载的愿景与精神，如同这静默的大别山脉，将与天地同在！董老的丰功伟绩和他的思想，必将在我们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
